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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党制度与参政党履责
2008-12-24 15:35

 

                                         刘国安

 

中国历史上有“党”这个词而没有“政党”这个概念。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强化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度,不仅剥夺了被统治阶级的结社自由,也不允许本阶级的成员享有结社的权利。如果本阶级内部出现帮派、团体,就要被攻击为“朋党”、“奸党”,一般都不得善终。封建社会没有政党产生的条件,中国是这样,国外也不例外。

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形成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造成资产阶级内部为追求最高利润而进行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又必然分化出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不同阶层,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有着共同利益的阶层和集团于是结成政治联盟,组成资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政党后于资产阶级政党产生。它是在资本主义由简单

协作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机器大工业阶段,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阶段到自觉的产物。19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847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一、我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我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舞台上主要存在代表工农大众、革命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两大政党。在这两大政党以外还存在数量众多的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其中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他们自大革命失败开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逐渐组成了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在长期的斗争中几经分化组合,有的自外于民主党派行列(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参加了国民党于1947年策划的“国民大会,成为国民党的附庸),有的进行了重组(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进行了“三而合一”,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有的解体(“中国人民救国会”)。这样解放后具有组织名称的民主党派一直保持为8个。

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要求,有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要求,希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他们与国民党坚持的封建独裁统治持明显对立的态度,而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则基本一致。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又不可能完全认同中共彻底革命的主张,从而形成了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势力”,他们各自形成了名称不同但纲领大抵相似的政治同盟。因为这些民主党派基本上是由代表性人物组成,力量分散,人数较少,独立是难以发挥应有的政治作用的,为实现其政治要求,必须寻求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这就决定了这些民主党派从它们成立之时起,就作为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同盟者出现。而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统一战线的战略和政策,这一战略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争取、团结一切中间阶级和中间力量以及他们相联系的各个政党,同他们建立起合作关系,并随着革命的深入来巩固和发展这种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合作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合作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完善自我的需要。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消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心办好起来”。毛泽东所说的“内外夹攻”,既是在当时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基本方法,也是“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的一种执政方法。

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事情不同党外人士合作是办不好的,这种合作对于党是有好处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不仅有这种思想,还付之于实践。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使政权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种合作关系,并把它确定为一种政党制度。1949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共同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会上,27位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副部长。

因为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权成为执政党,所以当时无论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还是在中共内部,都出现了关于民主党派“存与废”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分歧。在民主党派中,有人认为建国后他们原先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治纲领已经实现了,民主党派完成历史使命,已无存在之必要,中国人民救国会率先宣布解散,中国民主促进会也提出了解散组织的主张,中国农工党内部则发生了关于该党存废与否的争论。当救国会宣布解散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回国后听到此事非常惋惜(亦说,他在苏联一闻此事便坚决反对解散),他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当他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时,当即表示不同意,并派中央领导去九三学社传达他的意见: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为了统一解决各民主党派内部关于存废问题的争论,根据毛主席的意见,195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门专门在一个通报中表明了中共对各个民主党派的态度:凡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故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皆不发生存废的问题,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的分工,各党派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作必要而适当的调整,各党派内部更须作必要的调整与提高,以期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至此,在党内外关于存废的争论才基本停息。针对中共党内对于民主党派的某些不正确看法,中央于1950年3月专门召开了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毛主席说: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具有“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与不拔都没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的联系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有民主党派。为了使民主党派存在下去,毛主席指示,对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都要帮助解决,要把他们的干部看成跟我们的干部一样。

我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召开,这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由全民普选产生,政协将不再具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而变为单纯的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全民普选中要不要选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代表进入权力机关;二是政协今后是否还重要。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毛泽东在此时一方面强调在国家政权中必须吸收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人士,批评了个别人轻视民主党派作用,要求建立“清一色”国家政权的错误思想,他多次以瑞金时代“左”倾错误的教训提醒全党搞“清一色”的危害。他说: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另一方面,毛主席还及时阐述了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54年12月19日,他召集党内外几十人举行座谈,特别提出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不等于不重视它,而且恰好是重视它,共产党就是党派,也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它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所降低。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专门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我们搞了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传达毛泽东同志的《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停滞起来。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我们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邓小平不仅恢复多党合作制度、而且在他的提议下出台了1989年14号文件,正式提出“参政党”这一概念,将这一政党制度引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巩固并发展这一政党制度,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现行政党制度的完善,在总结1989年14号文件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2005年5号文件。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正走向成熟。

二、正确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

从中国国情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环境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我国的政党制度既非象朝鲜、越南、古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又非西方社会的那种多党制(议会),也不是美国那样的两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国情孕育的结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国的政党制度植根于国情,适宜于国情。实践证明,一则我们的国情没有两党制、多党制的基础和必要;二则中国如果出现多如牛毛的政党,中华民族势必陷入动乱。小资产阶段、知识分子容易狂热,也容易溃散,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党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坛曾出现过100多个政党,结果是把整个中国闹得乌烟瘴气,也有过一党专政的实践,但都失败了。“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现象即为一例;三则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且总体上民族意识薄弱,这样的国情是不适于采取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的国情需要这种政党制度,它既可以避免一党制带来的独裁专政,又可避免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正如李鹏同志在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社长采访时所说的:“我们不去说世界上一切国家实行的议会民主制是否好,我们也不说我们的制度就是最好的,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4日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土壤,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我们的政党制度最大地优越性就在于适合中国国情,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从政党格局与政党之间的关系看。多党合作,作为一种制度,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中国首创。全世界197个国家和地区中,17个国家没有政党制度,少数几个国家实行一党制,大约20多个国家实行两党制,151个国家都实行多党制。欧洲17个国家都实行议会制(即联合执政),即使在两党制国家,反对党和执政党也都是有竞争也有合作的。我国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完全区别其他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格局安排决定了在政党关系上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制度中拥有领导权。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包括我国的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最根本点,因而也是决定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功能及其生死命运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中共所以在政党制度中拥有领导权,是因为有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这种来源有三:第一,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新中国是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几十年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在摧毁“三座大山”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这种地位是谁都动摇不了的,这种作用也是谁都否定不了的。第二,来源于民主党派的自觉追随和选择。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虽有与中共相似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想,但如果不依靠中国共产党,是难有作为的,不可能形成“气候”。正因为民主党派具有这种政治清醒,所以,民主党派从它们成立之时就坚持义无反顾地追随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决定的先进性及其最集中最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执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不断地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与先进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民主党派在政党制度格局中只有接受中共的领导,维护中共拥有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只有帮助中共执好政,维护中共的执政权与执政地位,只有通过与时俱进地解决好自己的特殊代表性和社会基础问题,才能在为中华民族复兴中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也才能最终在政党制度格局中实现自身的社会和人生价值。

二是非竞争性的协商合作。在多党合作的政党格局中,民主党派是中共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是因为:一则在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主党派已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向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转变,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际上,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的民主党派已经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因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一部分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同盟的关系;二则在于我国政党和国家政权(执政权与参政权)都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因而能够与国体和政体相适应、相结合,二者在性质上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的关键就在于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各政党以及国家政权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而没有任何政党的所谓私利,所以政党之间(即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没有竞争之诱因;三则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根本任务是一致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无论是执政党或是参政党,都“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非竞争机制从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党。但我们又必须看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毕竟在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和社会利益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又需要协商合作。

三是长期稳定的合作共事。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风风雨雨六十多年,其间虽也有不尽人意的遭遇,但总体上合作共事关系还是稳定的,即使是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岁月里,民主党派的一大批创始人和骨干也都得到中共高层领导诸如毛泽东、周恩来的特殊保护。今后这种稳定的合作共事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毛泽东多次强调过“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周恩来也说过此话,中共的这一方针是坚定不移的;(2)中国共产党需要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毛泽东同志等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设计政党制度之初衷,就是为了“互相监督”,而且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2005)5号文件再次作了这样重申:“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加需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在中国共产党人来看,只有加强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3)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事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业,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搞建设,长期稳定的政党制度正是复兴大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从参政党履责理念看。多党合作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无论是从国家政治生态建设的角度,或是从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来看,都是应该进一步坚持、完善与发展的,但能否实现进一步坚持、完善与发展,最主要地取决于中共能否自觉地承担起领导党的历史责任与能否不断地改善自己的领导方式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即不是将领导权威变成一种权力强制或变相的权力强制),其次也有赖于各民主党派能否自觉地坚持中共的领导,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自觉地创造性地并富有成效地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两大职责的履责活动,尤其有赖于各民主党派能否树立并建设“和而不同”的参政理念。

树立并建设这一参政理念非常重要。从政治文明的要求看,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党派以及任何公民拥有相当自由度的话语权,是这个国家政治文明水平的一个标志;从参政议政的效果看,只有保持“和而不同”的政治生态,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履职功能,从而更有效地帮助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执政目标。如果民主党派只是一味地附和,那民主党派还是政党吗?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在国内有一定的地位但没有影响,在国际上并不被认可,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自己的特色,听不到来自民主党派不同的声音。因此,参政党不做反对党,但要敢于发表反对意见,要有发“不同”音符的勇气和智慧,要有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的胆略和精神,所以强调参政党的“和而不同”的参政议政理念建设,从理论的角度看,是因为:1、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对领导党的民主监督就是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即所谓的“唱对台戏”。当然这种“对台戏”是以“对”为“补”的,是“补台戏”,而不是也绝不是唱成“拆台戏”。监督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共执好政,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2、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的优势,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就集中地表现在“共产党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有利于推进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例如对“三峡工程”,有记者采访三峡工程总指挥陆佑楣时问道“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时,这位院士直言不讳地说“最有贡献的是反对派!”因为有人(民盟与九三学社)反对,三峡工程的方案才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因而三峡方案更周密、更严格、更科学,更臻于完善。3、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这个重大问题,强化我国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对中共的民主监督职能,理应成为提高中共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对于民主党派来说,则应当把提高其既敢于又善于对中共进行民主监督的能力,作为提高参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因为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能力建设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弱俱弱。为此,5号文件在这方面作了特别的强调:“党委要切实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自觉接受监督。要在知情环节、沟通环节、反馈环节上建立健全制度,及时通报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意见要认真研究,及时反馈。党委及其领导干部要真诚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要保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的正当权利。”这些阐述表明,中国共产党为民主党派“和而不同”的理念实践创设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机制平台。

从《意见》的政策措施看。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称“5号文件”或《意见》),是我国多党合作史上继1989年14号文件以来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凝结着中共政治智慧、体现各民主党派意志和愿望的文件颁布以来,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以及民主党派掀起了学习与解读的热潮。我认为,5号文件总体的价值取向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而它的着眼点则是,以制度为保障充分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文件以大量的篇幅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政策措施。

关于政治协商的政策措施。规定了“决策前与决策中协商”,是协商的重要原则;明确了中共与党派之间、政协与党派及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尤其是在协商的程序和态度上都有刚性的要求,即“要认真研究,并及时反馈情况”。

关于发挥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的政策措施。文件在强调“一参加三参与”基本点的基础上,就党派成员在各级人大,在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中担任职务,在各级政协任职,在司法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要求、比例都作了一些规定。大家知道,人大代表是要走法律程序的,比例在选举之后,一般不好强调比例,但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这样写了,这充分反映了中共对发挥党派作用的急切心情及深切希望。

关于民主监督的政策措施。文件在强调监督的作用、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明确了6种方式,即协商中提出意见,向党委提出书面意见,人大组织有关问题调研邀请党派成员参加,政协大会发言和提出提案,参加重大问题调查和专项考察,任特邀人员。这些在14号文件中是没有的。

关于支持党派自身建设的政策措施。文件中强调了民主党派的“三种建设”(思想、组织、制度建设)和“四种能力”(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建设,并就支持这些建设提出了不少政策措施。

关于加强与改善中共对多党合作领导的政策措施。文件中在继承14号文件内容的基础上,赋于了新时期的要求、任务,更加具体而微,更加具有操作性。大家知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全面拨乱反正之前,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不尽完善的,其中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就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以至于50年代中后期直至“文革”的二十多年中民主党派有其名而无其位,当然国家政局也陷于混乱状态,整个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89年出台的14号文件第一次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了规定,今年的《意见》再次进行了阐述:“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这就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而且在文件中就充分发挥党派的作用明确了许多政策措施。

三、民主党派在政党格局中如何发挥作用

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构架。党的领导是参政议政的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参政议政就失却保障;党的领导是参政议政的方向指引,党根据各个阶段的任务,引导参政议政的方向;党的领导是参政党作用发挥的基础,不坚持党的领导,参政党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民族的选择,也是我们民主党派的选择。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民主党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其次要增强参政议政意识。参政议政是参政党保持活力的支撑,是最重要的政治职能,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们每一个参政党成员都应增强参政议政的责任意识。

增强参政议政意识,必须立足于党的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历来是围绕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之相适应,促进发展也是参政党的第一要务。我们只有在促进发展中履行职能,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如果偏离了这个中心,游离于这个大局之外,参政议政就会偏离方向,从而失去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增强参政议政意识,更要讲求实效。这就需要我们在参政议政中认真做到有心、有识、有效。有心,就是要做参政议政的有心人,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群众,把思想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广阔的领域,在关心中发现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议题;有识,就是要有真知灼见,对事物的认识要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要有独创的判断,最终要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有效,就是参政议政要有成效,有无成效的标志是是否推动了工作,或者说你的参政议政建议是否被政府部门所接受,是否有价值。要做到有心、有识、有效很不容易,这其中关键在于要有参政议政的责任感。

增强参政议政意识,必须立足做好本职。我们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都有自己的专业岗位,如何处理好参政议政与本职工作的关系非常重要。我认为,首先是要以立足本职为基础,把本职工作搞好。因为,搞好本职本身就是一种参政议政的基础,只有搞好本职,才能不断拓展参政议政的空间和平台,如果你连本职都搞不好,你就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参政议政就不可能有成效。要在搞好本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诸如学科优势,能力优势,社会交往优势,其他资源优势,积极地参政议政。

再次,要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历史上,民主党派通过开展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建设、讲学办学等方式为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就在山东邹平开展过为时七年的“中国乡村建设”实验,他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育,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指向,带动一批留学生、大学生和教授、学者、医务人员进入农村,从认字开始帮助农民触模现代文明,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而中止;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时期,创办平民学校,开展平民教育,创办晓庄师范,积极而有效地开展“平民教育”,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平民教育思想体系,对当代的教育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社会服务,是宪法规定的民主党派职责的延伸,是我们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中心的一项重要载体。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对口扶贫,办教育,科技咨询,送教下乡,知识讲座,卫生、科技文化下乡,资助贫困学生,捐赠救灾等等,这其中多数是利用我们的专业技术优势,为老百姓提供服务。这些服务活动在为百姓提供一定扶持的同时,也扩大了党派的社会影响力。

再次,要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派组织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责、发挥政治作用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思想建设上,要通过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诚合作,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建设好;在组织建设方面,要严格把好进口关,做到象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挑女婿”那样,而不是“来者不拒”;要重视履行党派职责的制度与机制建设,坚持以制度与机制激发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了,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切入点应该是以提高成员的个体素质为目标,我以为,要教育党派成员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盟员,或是在专业的岗位上,或是在党派领导的岗位上,都要有社会责任意识,树立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崇高理想,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境界,做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要充分利用党派这个参政议政的平台,自觉履行党派成员的神圣职责,努力在合作共事的实践中,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为维护人民利益,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促进改革与发展尽职尽责。

综上所述,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产物,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符合国情的政党制度,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特的优势。只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坚定不移地坚持、完善、发展多党合作制度,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一定能不断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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