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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与参政党建设
2014-01-23 09:47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协商民主”的论述

在民盟丽水市委会2014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国安

中共中央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又强调指出:“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文本在具体列出“协商民主”四种基本类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增加密度”、“提高成效”的要求。中共对“协商民主”这一民主范式的高度重视,必将加速推进“协商民主”的实践。当此,参政党作为“协商民主”的主体之一,要准确把握“协商民主”的内涵,更要深入研究应如何去适应“协商民主”要求,为实践与推动“协商民主”制度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一.“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实践概述

“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源于西方,出现得比较晚。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概念,90年代后詹姆斯·博曼、乔·埃尔斯特、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等分别出版论述“协商民主”的专著,西方社会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探讨由是不断地升温。

西方社会何以青睐“协商民主”?从18世纪英国议会出现以来,在西方国家逐步确立和实行了以多党竞争为基础的“选举民主”(票决民主),这种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实践“选举民主”中,西方社会也日益衍生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追求呈现出多元的取向,个人、政党、组织等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利益的要求导致社会分歧也逐渐扩大。“选举民主”虽然能反映多数群体的意志与要求,但也容易忽视少数群体的诉求和利益,选举并不一定反映共识,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数人暴政”。为了更好地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应对多元社会的挑战,西方学术界开始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进行反思,兴起了对“协商民主”的研究。

2002年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华作了题为《协商民主的三种规范》的演讲,中国学术界于是开始接触并了解“协商民主”理论;2003年6月俞可平在《学习时报》发表了《协商民主: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一文,具体介绍了“协商民主”。他指出:“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在我看来,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自此,“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学术视野,并进而受到政治界的重视。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运用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组织普遍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这些参加政权组织的人员就是先通过协商产生候选人名单,再进行选举(票决)产生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邀分别参加了政协筹备会议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的工作,中共经过与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共同拟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起草了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起草了《共同纲领》,起草了新政协大会宣言,拟定了国旗、国歌和国徽方案等一系列有关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及事宜。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协商,为建立新中国而开始真诚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式和任务, 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两周一次”(称为“双周座谈会”),通过座谈会形式,中共就国家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讨论。资料表明,从1950年4月至1966年7月共举行了114次座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停止了活动。“双周座谈会”在民主政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有效地增进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系和沟通,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了合作和协商的新气象,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参政党“协商民主”的路径与基本要求

以往,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是“民主协商”,它与“协商民主”的差异在于词序的排列上。词序不同,词义自然有别。“民主协商”的重在“协商”,表明“民主协商”强调的是协商类型;“协商民主”的重点是“民主”,意为“协商式的民主”,这表明“协商民主”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制度。这一制度的类型是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作为协商民主的主体之一,参政党不仅要积极参与,而且更负有与执政党一道共同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应深入把握“协商民主”的内涵、参政党开展协商民主的主要路径以及 “协商民主”制度对参政党履职提出的基本要求。

协商民主的内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即政党层次上的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即人民政协协商)为两种基本方式。主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民主协商,达到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之目的。

参政党开展“协商民主”的途径:参政党开展“协商民主”的路径应该是很多的,比如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但从协商双方的关系来说,主要有三:一是与执政党协商。参政党与执政党具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奋斗目标、思想基础和历史使命,所以体制内的参政党不是通常意义上冲突利益的代言人。双方合作共事是平等、利益一致的,友党关系是亲密、稳定和谐的。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真诚协商,是参政党开展协商民主的重要途径,这种协商,有利于打破执政党权力过分集中和对公共政治事务的决定及公共政策制定的垄断。二是与政府部门协商。参政党是因具有沟通民众和政府的功能而存在。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说:“政党是表达的渠道。这就是说,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出现多元化趋势,尽管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并不表示政府及其部门对社会群体和成员的各方面利益都能被照顾到,而民主党派具有超脱现有的利益格局的优势,通过与政府及其部门的协商,能够有效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从而实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目标。三是与其他协商主体协商。各民主党派与各人民团体、各界别都是人民政协的组成单位,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协商过程中是平等互动的关系,不仅协商主体地位平等,而且参与协商过程与机会同样平等,参政党通过与其它协商主体协商,共同行使民主的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权利,有利于更好地推动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协商民主”对民主党派履职提出了能力要求。“协商民主”制度对参政党提出的新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的是对协商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主要在:一是要求参政党具有善于把握大势的能力。提出协商议题是一个重点,而提出议题的前提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其成因的准确把握,如果不能及时了解世情、国情、省情、市情,不关注时事动态、政策导向和前沿学说,不具有辩证认识、客观分析、理性处理问题的能力,是难以做到胸怀大局、着眼大事、把握大势的,因而也提不出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协商议题的。二是要求参政党具有正确反映民意的能力。民意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能不能正确反映民意,是需要能力的。要具有这种能力,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重要原则,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站稳群众立场,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真正听到群众呼声、听取群众意见。三是要求参政党具有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民生福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但在协商过程中要敢于道实情、讲真话,提出真知灼见,还要善于把好度、找准位,以建设性、可接受的意见和操作性的建议来协助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更好地开展工作,助推相关问题的解决。

三.加强自身建设适应“协商民主”要求

参政党要适应“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着力加强自身建设。参政党只有提升自身能力,才能适应协商民主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能力和水平。为此,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功夫。

1.在深入调查研究上下功夫。调查研究是搞好协商民主的基础,我们只有沉下身子到基层去、到基本的民众中去,才能倾听到不同阶层群众的意见和诉求,广接地气,增加底气;只有接了民众的地气、基层的地气,我们说话、办事才有底气;只有接了地气,参政才能参在大局上,议事才能议在关键处,协商才能协商到点子上。一直以来,我们参政党都很重视调查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调研大多呈浅表化、单一化、零散化、碎片化现象,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相关的部门获取第一手资料,又以这些资料为依据向这些部门提出建议意见——我们缺少完善的健全的调研组织实施机制。为此,我们在调研小组的组建上、调研工作计划的制定上、调研点的选择上、调研方法运用上、调研材料的处理上都要不断地加以完善、不断出新意。只有切实地提高自身的调查研究能力,我们在“协商民主”过程中才能“协”有所成,“商”有所获。

2.在人才队伍建设上下功夫。人才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支柱。作为协商民主的参与者促进者,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派成员相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人才优势,称得上“人才荟萃、智力密集”。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及党员干部“四化”建设的推行,民主党派不再具有这样的独特优势。尽管民主党派成员中拥有一定数量的专家、学者,但大多集中在院校与科研机构,从事某一领域的专业研究,缺少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经验。所以,人才优势需要加强。各民主党派在过去的历史中,不少人既是专业领域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也是享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旗帜性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扩大了民主党派的影响。随着历史的推移,我们进入了“大众型”领袖时代,因此如何依靠民主党派的整体智力水平来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发挥参政党的影响力,就成了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课题。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好现有人才的作用,一方面,在吸收和发展新成员时,要注意吸收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领域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知识水平的成员,不断改善党派成员队伍的结构和素质,切实形成和发展自身的特色及优势,为有效参与和促进“协商民主”提供人才支撑。

3.在突出界别特色上下功夫。于参政党及其履职来说,界别特色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党派成员构成上的特色二是参政议政特色。上世纪五十年代,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群体界别是清楚的。1996年3月,中央统战部邀请八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协商,就各党派的组织发展重点形成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进一步重申了这个组织特色要求。但改革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在发展成员上互相争夺发展对象、跨越界别发展对象,出现了界别交叉、构成趋同现象。组织构成上特色淡化,势必淡化参政议政的特色。因而,我们要依据自身历史形成的特色,保持界别代表性、领域深度性、知识专业性,突出参政党特色,以独特的优势履行好参政党职能——界别特色和协商作用是成正比的,越有特色,作用发挥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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