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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中国民主同盟”——学“盟史”之一
2016-06-23 19:44

                                                                                                        刘国安

凡涉及“中国民主同盟”的史书和文章,几乎都称她的前身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样说当然也没错。但从源头上看,“中国民主政团”还有前身,她的前身就是193910月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以下简称“同志会”)。由于当时的重庆正遭日寇飞机轰炸的原因,“同志会”没有召开过成立大会,她的产生是以193910月形成的《同志会信约十二条》为标志的。

“同志会”缘起于抗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外敌入侵,国难当头,蒋介石仍视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称共产党为“共匪”,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大肆围剿共产党及其红军。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经由中国共产党协调,蒋介石承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上下都表示拥护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领导抗战。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形势更发生明显的变化,为团结抗日,国民政府主动邀请中共代表出席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中共的《新华日报》也可以在重庆公开出版,一时间呈现了“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统一气象——中国进入了短暂的民主政治的春天。

但是,到了1939年,国民党发现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且在民众中的威望与信誉也呈超过国民党的态势。于是蒋介石重新调整了策略,把“攘外必先安内”再次确立为“国策”,坚持并不断强化一党专政:一方面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频频搞“摩擦”;一方面,加大独裁专制,压制自由,“以对于思想言论出版的统制干涉而说,就曾达于空前的最高峰。其它钳制人民的手段,为从前所无的”(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述略》)。面对自上而下的独裁专制,一批有海外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爱国家、求民主、争自由、有学问、讲良知,他们发出呼声,率先行动,奔走国是,不遗余力地激荡民主思潮,掀起民主运动,他们在1939年的10月间,经过成都、重庆两地的几度协商交谈,决定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同志会”是由当时除国共两党之外的“三党三派”的代表人物以个人名义参加的。虽然参加者大都有党派,但“同志会”不是一个党派组织,它只是三党三派代表人物的一个联合体。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国社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等,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遹、江恒源等,乡村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还有无党派的四川张澜、安徽的光昇(也算一个“派”)。这些知识分子虽不同党不同派,但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主张、共同的诉求,都希望通过这个组织能在团结御侮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发挥作用。因此,他们为免招国民党当局对该组织产生误会起见,当然更为了成立之后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制定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十二条》以后,一则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将《信约》转给蒋介石,另一方面则推出黄炎培、梁漱溟为代表负责向蒋介石面陈该组织的有关事宜。当蒋介石于19391129日约见黄、梁时,黄炎培因公事去了泸州,最后是梁漱溟一人去蒋府邸见了蒋介石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中国民主同盟述略》中是这样记述“蒋梁见面”情形的: 

见面时张岳军、王世杰两人在场陪座。梁漱溟手持《信约》,递交给蒋介石,当面陈述“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然后便直言个中缘由,大意是:蒋先生对我们这些党派对有良好的期待,曾多次表示要我们站出来说公道话,但您不知道我们说话的难处,比如,我们说一句批评政府的话,就被人说是接近共产党了,立场站到某一边去了。我们说一句指责共产党的话,又被人说是接近政府了,甚或说是被国民党利用了。这样一来,好像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作立场。这让我们很难堪,很痛苦。这样的舆论,最终将把全国民众逼成对立的两个方面。这对大局非常不利。对大局不利自然就是对政府不利。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就联合起来,组织到一起,汇合成一种第三方力量,保持公道的立场,说好公道话。蒋先生既然期望、许可我们说公道话,总要先给我们一个说公道话的方便位置。许可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才符合您的期勉。

蒋介石听完梁漱溟这番话后,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不组织正式的政党,我允许成立你所说的同志会。

梁漱溟回答说,这只是几个小党派的代表人物的联合体,并不是一个政党组织。

继而,蒋问:都是哪些人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

梁漱溟将主要成员数了一遍。

当梁漱溟提到沈钧儒和邹韬奋时,蒋说:他们两人怕是跟你们不是一路的吧?

梁当然明白蒋的意思,蒋是说救国会的人都偏左,和中共关系密切。所以梁这样回答他:都说沈钧儒“左”,但和我们在一起,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不妨碍同志会的第三方立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这两位先生并没有什么成见。与其让他们留在同志会之外,还不如放在里面。

蒋介石听后觉得有道理,便点头同意。

谈话很顺。梁告别蒋后,王世杰用车送他回去。

在途中,王世杰对梁说:“你们这个同志会不就是一个政党吗?”

梁回答说:不是政党,只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的问题是,国家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本着国民立场,坚决反对内战。“统一建国”的名称就是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参加同志会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确实还有距离,即使有人想组党,现在也还说不上。

 

“同志会”作为一个若干个政党代表人物的联合体,它的成立以《信约十二条》的定稿为标志,因为定稿不久,重庆就进入受日本飞机轰炸季节,人员难以集中,所以成立大会也没有召开,《信约十二条》也没有公表于世。这个《信约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①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②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③吾人认定:中国今后唯须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④吾人相信:中国今后需为有方针有计划之建设。此建设包括新政治、新经济乃至整个新社会文化建设而言,且彼此间须为有机的配合。⑤吾人承认今日较之以前已进于统一;但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吾人要求为更进一步之统一。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后仍应本此方向以求之;务于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⑥吾人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⑦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国是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⑧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⑨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⑩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⑾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⑿吾人主张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

很明显,这是一个“第三者”、“中间人”的立场和宣言,蒋介石不能不认可。但是,虽然蒋介石认可了这个《信约》,也认可“同志会”这个联合体,按说它在两党之间的调解应该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是,“同志会”成立前无险,成立后也无力,正如梁漱溟所说:“盖在言论被统制之下,不能唤起舆论,没有舆论作后盾,只几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主张团结,则双方冲突,就制止不了;要求民主,则当局不采,或圆滑应付,便无办法”。

“同志会”成立之后,国共两党的冲突有增无减,而且愈演愈烈。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危机。这时梁漱溟等人觉得,必须重建一个有合法身份、比“同志会”有更大影响、能在国共两党之间真正说得上话的大的政治团体,来调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实现团结抗日、救国救难的目的。19401224日晨,梁漱溟展看报纸,读到一则关于将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的政府参政员除名、增加没有知名度的国民党员参政员名单的报道,气愤之极,觉得国民党现在是连门面也不装了,对国民党悲观之至。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炎培说:“我们不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相互敦勉的气氛中,张君劢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经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次日黄炎培又找来冷御秋、江问渔,他们六人正式研究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有关事宜。

十几天之后的194116日,国民党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国民党7个师团8万余军队的突然袭击,9千多新四军战士仅有2千来人突围出去,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等多名高级将领遇难。国共两党在军事上从摩擦发展到正面战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国共相斗,日寇获益!遭殃的是四万万民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各党派对国民党大失所望。这年的2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党派领导认聚谈,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加强团结之必要”。时值国民党政府准备在31日召开国民参政会,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军政要人和党派的参政员都提前到达重庆。这段时间里,梁漱溟联络了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江问渔、沈钧儒、李璜、罗隆基、罗文干等九人,于225日在张君劢家召开民盟成立发起人会议,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会上,为突出“第三方”的中立立场,在会前经与沈钧儒等救国会成员商定,决定政治倾向比较激进的救国会暂不参加民盟成立筹备工作,不作为民盟成员(到1942年正式加入),会上公推黄炎培为会议主席。

1941319下午4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举行成立会议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黄培炎、江问渔、冷遹、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丘哲、梁漱溟、张澜等十三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黄、左、张、粱、章5人为常委,公推黄炎培为主席(半年后改由张澜任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因政团尚未取得政府当局认可,没有合法地位,处于秘密状态,不可能公开发表言论,所以决定由梁漱溟去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公开民盟组织。

成立大会之后,民主政团同盟即开始行动。328日,梁漱溟把要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告诉中共中央在重庆的领导人周恩来,得到他的热情支持,他叫代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的海外组织给予帮助。520日,梁漱溟到达香港后,见到了廖承志。廖告诉他,如果办报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华商报》记者范长江联系。办报对于梁漱溟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可是缺钱,没有资金周转,报纸办不下去。梁漱溟带了些钱出来,但那是内地的法币,跟港币兑换后就缩水了,到了香港根本不经用。当时香港是港英政府统治,实行的是英国制度,办报之前要请法律顾问,请律师,一旦出现问题就由律师出面交涉。办报还得给港府先交四千块的押金,还要跟印刷厂签订合同,招聘记者、编辑及勤杂人员,方方面面都得花钱。范长江见民盟的报纸迟迟不能出版,就问梁漱溟报纸怎么出不来呢?梁漱溟苦笑着说,钱不够啊,香港生存不易,八方都要钱,带来的钱快花完了!范长江就去想办法,过两天带来四千块港币,说是南洋一个华商赞助的(其实是中共赞助的),只需要梁漱溟写张借条就行。梁大喜过望,有了这四千块作为启动资金,《光明报》顺利创刊了(创刊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各出资一万法币;因与蒋介石有矛盾,后来也加入民盟的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两人共出资十万支持民盟办报)。918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在这天的报纸上,发表了“启示”,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这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加强团结,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制自由;尊重思想学术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厉行后方节约,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

当此,蒋介石坐不住了,就派孙科到港来交涉,想通过施加压力,让港英政府不准《光明报》继续出版,必须停刊。可是香港政府说,我们是法治社会,《光明报》已经注册了,交了押金,聘请了法律顾问,没理由阻止别人的。此招行不通后,国民党便指令旅港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邀梁漱溟同回重庆参加参政会,以促梁先生离港,被梁拒绝;接着让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写信劝梁返渝,也被梁敬谢未应;最后,请杜月笙出马。杜在酒店设雅座请梁喝茶,先恭维《光明报》的文章好,如何获社会好评,再敦劝梁漱溟返回重庆:“有什么主张,可以和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并表示自己可以陪梁先生一起回。梁则说:“不必了,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张君劢、左舜生等人都在,如果需要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

在重庆这边,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反复研究,为取得当局的认可,决定“冒着被打击压迫的危险”,在重庆公开了民主同盟组织,并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国民党方面有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会上左舜生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国民参政会开幕那天,参政员张澜、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向参政会提交了《实行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提案中提出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府一切机关都不得歧视无党和异党分子,要求平等对待执政党之外的其他一切政党。这个提案得到董必武、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合署名。终于,国民党不得不默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此,民盟从秘密转向公开,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并活跃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舞台上。

因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以吸收“三党三派”的成员为盟员的,致使在“三党三派”之外的许多优秀分子进不来,且当时的盟务又被后来倾向于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的一些人所把持,阻碍了组织的发展,引起盟内外的普遍不满。19449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的“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自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到“中国民主同盟”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

“关注民生,奔走国是”——民盟优良传统的精髓。民盟的前辈们原本就是一批“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也都不是那类热衷于政治的人,他们虽忧国忧民,却并不认为只有参加了政治组织才能践行为国为民的使命。所以,在加入民盟之前,他们都在奉献于教育兴国、文化传承、改造乡村、扶助弱民等事业。后来,他们又都先统一于“同志会”后又统一于民盟的旗帜下,成了政治中人。为什么?闻一多对此曾作出了解释,他说:“从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情势逼着他们只有参加政治组织才能践行为国为民的使命。所以,从“同志会”开始,民盟就以自身的宣言与实际的行动奠定了“关注民生,奔走国是”这一优良传统。梁晓声先生对民盟先生们进行了非常深刻而精辟的评述:“我们民盟当年的先生,大抵不是成了政治人物才值得世人尊敬的。他们此前便是在教育、新闻、文化、社会学及艺术个界成就斐然、立名垂范者。他们之登上政治舞台,并不是看准了‘时势造英雄’、‘舍我其谁’之类,而是因为时代风云凶险,乱象丛生,急国之所急,民之所急,不忍袖手旁观,迎难而上,冒险而上式的过问政治。这种涉政选择,与自家人生利弊之考虑和掂量完全无关——民盟的精神传统,正在这一点上,乃是民盟思想史的灵魂”。是的,民盟是一群有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尽管他们之间的个人出身有别,成长背景不一, 阅历经历不同,个性差异也很大,但他们都深切地忧国忧民,对人民有着深切的关怀,对时局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站起来独立思考,站起来为国家奋斗。在个人命运上,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决:“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它的要求便不是当国府委员,也不是当部长院长,而是为了中国团结、和平、民主、统一之实现”。“位卑未敢忘忧国”,关注民生,奔走国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志向,也是民盟前辈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个优良传统。

团结,抗日,救国——民盟成立的初衷与目标之所在。民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她没有自己的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她自己的最根本的利益,她追求的是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在国难当头,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而国共两党合作正摩擦频频,破裂在即的关键时期成立,完全是为了推进抗战,防止内战,救亡图存,而非为了政党的一已之利,更非像西方的在野党那样以夺取政权为目的。1948年民盟被国民党蒋介石无理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强行予以解散,也不是因为她与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而是因为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关于民盟的成立的初衷与目标,左舜生在他的《近三十年见闻杂记》是这样说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国三十年发起的。其直接的动机,系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政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团结抗日的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同时也觉得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一天天趋于深刻,也必须有这样一个缓冲的力量,以保持对外阵容的一致”。这个解释与张澜的申明基本一致。张澜是这样说的:“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民盟建立以后,积极地调解国共纷争,争取团结统一,并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主张抗日的党派和人士,与国民党排斥异已、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支持与合作——民盟从成立之初在党盟之间就形成的基本格局。无论是“同志会”或是“中国民主政团联盟”,抑或是“中国民主同盟”,虽然都是居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但民盟的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实际上是偏向中国共产党的,是为在野党说话的。无论是《信约十二条》或是民盟的政治纲领,都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因而它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因此,“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国民党都极力予以排斥,想方设法进行打压,而共产党则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不但在办报的财力上予以大力资助,更在舆论上、道义上和精神上给予了重要支持。民盟成立之前,周恩来主动找“三党三派”代表人物开展聚谈,赞同他们联合起来成立民盟的主张;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前夕,周恩来出席民盟四位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召开的“茶会”,支持民盟组织的公开;194110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民盟的成立发表了题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社论对民盟的成立及其纲领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民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景”。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无不彰显出共产党对民盟的有力支持。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评价民盟成立的意义: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就“容纳各党派进来,包罗各方,取得进步,这正是伟大之处。”陈毅同志曾经这样评价民盟:“皖南事变后,与国民党分裂阴谋作斗争,民盟成立直接支持了我们抗战,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一个关键问题。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新四军和八路军正在敌后,党的领导又偏处边区,整个大后方的对蒋斗争,主要靠民盟来支持”。这些言论与行动,给了民盟莫大的支持和鼓励——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格局从民盟的成立之初就开始形成了。

就这样,民盟以忧国忧民、矢志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坚持民主,团结抗日”为使命,将组织宗旨的根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土地,有声有色地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浇灌出灿烂的“民盟精神”之花!

 

                                                                                                                                                                      201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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