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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在推进民主政治中发展——学“盟史”之二
2016-07-02 12:26

                                                                                                          刘国安

民盟成立的使命就是要抗日,要救国。为了救国,必须团结;要团结,就必须敦促执政当局实行民主。

在民盟的领导人看来,救国与民主是不可分的,要动员群众起来救国,就必须保障人民大众包括各党派的民主自由权利。所以民盟成立之后就以“第三方”身份在国共居间开展协商调停,籍以缓解国共之间冲突,避免两党产生暴力,取消国民党一党独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或可说,是民盟的基因,是民盟的天职,是民盟的根本追求之所在!正因此,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1943年—1945年抗战胜利前),民盟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

“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更加全面地加强了专制统治。这种统治的结果是更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危机,既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也让美国人大失所望。当时在重庆大使馆任职的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 ,在考察的基础上于19431月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备忘录。谢伟思是这样写的:

 

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地位比过去十年更加脆弱。政府权力的逐步瓦解是由于经济崩溃的威胁、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农民对滥用职权的种种现象的憎恶日益增长、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力重新开始活动、国共两党的关系紧张加剧,还有政府僵化和圧制性政策。国民党本身不仅没有能力避免失败、而且它的政策在促使危机爆发。因为它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改革,怕伤害支持它的日益缩小的小集团的既得利益。相反,它加强了集权主义控制,以便维持统治。而且,这些自杀政策扎根于党的组织和性质之中。国民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为争地位而相互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 

这个备忘录对促成美国抗战后期的“援蒋但不反共”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1945年初,抗战胜利在望,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了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谢伟思也被调回美国。这是后话。在当时,这个备忘录很真实地勾勒出蒋介石国民党内外交困的局面,蒋介石确实日子不好过。其实蒋介石对此也不是没有认识的,他在国民党八中全会上就曾指出“从我们中央到党务、政治、军事、经济各种事业,都没有新的精神,缺乏新的新力,我以为这是绝大危机,值得我们惊心动魄”。这是实话。在当时的景况下,这种危机不仅是一党的危机,而且也是全国的危机!

为摆脱这种局面,蒋介石不得不在19439月举行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宪政”这个概念,通过了“战争结束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显然,这不过是一种试图摆脱内外交困处境的故做姿态,或者说,这只是一种缓和危机的“策略”而已!但国统区的各党派则看准了这是个发出实行宪政声音、争取民主自由的时机,便积极行动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风生水起地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而民盟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积极的作用。

张澜先生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头。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的前一天即1943917日,蒋介石邀请张先生等人交换意见,张澜直言相告:要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但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则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921日这一天,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指责八路军新四军“煽动叛变,分化军力,实行割据,擅立政权,反抗政府,破坏军令,残杀人民,残害官吏”。当此,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依据会议规则,向何应钦提出质问,据实驳斥,何应钦无言以对。国民党不甘于理屈词穷,便在会场叫嚣捣乱,致使会议无法进行。董必武愤然声明退席,宣言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

面对这种丑行与乱象,张澜抗议国民党“强凌弱,众暴寡”的行为,当面斥责蒋介石“竟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并当场散发了他带至会场的近万字的长篇政论文章《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引起强列的反应,蒋介石见状警告张澜:“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当然,这篇文章被当局列为“禁书”。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文章通过张澜先生原成都大学的学生秘密石印成册,在社会上散发,在延安、重庆、成都、广州、延安等10多个城市风行一时,民众争相传阅。

《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全文分五部分: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文章通过对“民主”、“党治”的本质内涵和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弊害的深入分析和大胆揭露,深刻阐述了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驳斥了国民党拖延实行民主的种种谬论,指出国民党以训政为借口,其实质就是“永远维持专制体制,独裁权力,而供野心家之利用”,并提出赶紧实行民主政治、从速施行宪政的具体主张。

延安的《解放日报》于1944222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为题,作了专门介绍。对张澜的文章作了要点复述,其中对第三部分的文字复述最长—— 

在第三章中,著者对于党治作了猛力的抨击。他说: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它是不愿意有多党存在,而且是否认多党存在的。它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告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私有,于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以利诱、威胁,变而为党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于是“党化”这一名词在国内到处可以听到。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高于国权,如法西斯主义各国都是把主权在民的民治一变而为主权在1党的党治,甚至唱无党则无国家之论。这样的党治便自然的变为独裁政治。到了独裁政治,它有两种不可避免的弊害:第一,凡是要实行独裁政治的人,必先由其党徒把他的知识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唯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结果政令则纷扰而不知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知惩止。第二,独裁者必然为多敌之人,为防止异己,他的办法则是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增加了政治上的黑暗。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呼应,有力地支持了民盟掀起的宪政运动。这种声援汇入民主政治运动之后,使这场运动浪潮更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宏大气势。

在民盟掀起和其他中间党派的大力推动下,蒋介石于不得不于1944925日在国民党参政会提出组织“宪政实施筹备会”(后改为“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提案,并获得了大会通过。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很快拟出了协进会会员名单,陈布雷对名单中的张澜和章伯钧极力反对。黄炎培为此事专门走访了邵力子、王世杰,希望从中转圜,保留张章二人资格。1018日,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会员名单,提出“张澜不可去掉”建议,但蒋介石以“自行印发《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为由,坚决要将张澜先生“排除在外”。虽此,宪政实施协进会毕竟于1112日正式成立了,表明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开始了,这是一群“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胜利。

为进一步推进宪政运动,民盟着力从三方面开展活动、发挥作用:   

一是创办刊物,宣传民主,促进民主宪政运动开展。这个时期:

黄炎培创办了由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这个刊物着重回顾宪政历史、讨论现实政治、倡导宪政运动、传播宪政观念,其中黄炎培先生以宪政运动的现实问题为主,密切结合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发生的事件,在刊物上发表了诸如《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期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关于宪政实施文件两种》、《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协助政府促成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信》等有影响的文章;张志让先生以阐明宪政理论和倡导宪政观念为主,发表了《训政宪政与现阶段建国工作》、《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青年对宪政的历史任务》)、《准备世界民主新阶段的届临》、《国父的革命理论与宪政》、《政权治权及民权体制的特点》、《提倡言论自由加强言论领导的建议》等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热烈的反响。

左舜生创办了《民宪》。《民宪》是抗战时期民盟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汇集了民盟中三党三派的主要领导人物和无党派领袖,其主要作者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陈启天、孙宝毅、刘清扬、费鞏等都是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以《民宪》为阵地, 通过阐发民主宪政的含义、强调实施宪政的重要性、驳斥反对实行民主宪政的错误观点和探讨如何实施民主宪政四个方面来宣传民主宪政,对推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41月起,正式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由张澜、张君劢、沈钧儒、李璜、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梁漱溟、左舜生组成编委会。

章伯钧创办了《中华论坛》。刊物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创办者的思想与观点:“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在当时,为宪政民主极力鼓与呼,并且都成为民盟的重要喉舌的还有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民盟西北总支部创办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和民盟云南支部创办的《民主周刊》。

罗隆基在他的《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说:“民主同盟是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没有政权的政团,它完全用民主的信仰以促进中国的民主”,民盟对民主的信仰要表达出来,重要的途径就是言论,换言之,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常常表现为以言论警世醒世。这些由民盟领导人主办的带有“民盟”标记的媒体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更直接成为民盟的重要喉舌,成为民盟呼唤民主,呼吁宪政的最主要的武器!

二是发起成立各种民主促进的组织,开展各项集会活动,在活动中发表民主政见。19441月,沈钧儒、黄炎培在重庆建立“民主宪政促进会”,以促进“民主、宪政、抗战、团结”为宗旨,讨论宪政与经济,宪政与社会等问题,在当时的宪政运动中产生很大的影响;213日,张澜和邵从恩、李璜等人发起建立了 “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10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要求切实实行民主,“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切实改革征兵、征粮、征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扰,以减轻人民痛苦;并实施全国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加强抗战力量。19444月,周新民在昆明发起组成“宪政研究会”,等等。这些由民盟领导人牵头组建的宪政促进组织,以研究宪草、促进宪政、创导民权、实现民主为宗旨,在整个宪政运动发挥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作用。“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张澜的倡导下,提出了《对于国事之十项主张》,在国统区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民主宪政座谈会”成立后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座谈会,第七次座谈会,到会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等达500多人,中共党员董必武、国民党元老冯玉祥、邵力子等也参加了座谈会。会议以“中国需要民主”为讨论的主题,由张澜先生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名义主持。张澜在主持词中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了政治、军事、经济部门都陷入了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以挽救危忘。”接着冯玉祥疾呼“再不民主,唯有忘国!”其时一青年振臂高呼,跪地以头叩地至流血满面。见状,董必武感奋而恸哭,说:“政府要老百姓做的,都做到了,百姓要求政府的,何以一点得不到?”这次会议,发言人之多,气氛之热烈,情绪之激愤,张澜先生评价说“是重庆空前未有的现象!”

三是接受记者采访,义正辞严地发出民盟正义的声音。当时的民盟领导人大都在学术上有地位,在社会上有威望,在国共两党有影响力,因而,平时在一些活动中记者中常追踪采访他们,到了国民参政会期间,他们就更是媒题聚焦的中心。这些民盟先驱面对记者的采访从不隐满自己的观点,向来是直揭要害,淋漓畅快。如1944828日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记者采访张澜先生,张澜即时就有关民主问题作了回答:“中国没有民主,就永远没有办法。中国今天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今天中国假如还不实行真正的民主,第一,起码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而单凭少数‘天才’是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第二,没有民主政治,民权就不能伸张;第三,由于民主不能伸张,人民受到圧迫,试问人民的力量是怎么能够发挥出来呢?”“当然,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同时,民主也不是少数人包办得了的,果真包办出来了,那个政治就不能算做民主”。

在民盟和各党派共同掀起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宪政运动时,中共中央也决定参加这一运动,并吸收一切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战胜日寇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为此周恩来于19433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宪政的讲话,讲话中更进一步指出实施宪政“就是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这一讲话在国统区引起广泛影响,有力地支持了民盟的宪政运动。19449月初中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会上,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把全国人民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要求集中起来,使大家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民盟立即响应。参政会后,张澜先生在重庆主持了一个有各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400多人参加的集会,提出了拥护中共关于成立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到1010日,民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主要内容: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尽快制定宪法;废除一切有违自由权利原则的法令与条例;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释放一切政治犯;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的法西斯组织;财政绝对公开,由民意机关审查通过;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改善士兵与公务员待遇,统筹救济战时战后受灾人民;停止党化教育;促进中苏邦交,加强对英美及其它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呼应中共的政治主张。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民盟在国统区掀起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很好地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一大批在学术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威望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民盟来,投身于抗日洪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如曾昭抡、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楚图南、胡毅、李公朴、李文宜、辛志超、李德家、冯素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到民盟来的,到1945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多人,成立了云南省支部、在、广东省支部、重庆市支部、东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和华北总支部等地方组织。民盟的战斗力日益增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忽视。而民盟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更使民主宪政运动变成群众性的活动,更加广泛地深入人心,推进了民主运动,推进了抗战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20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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